kmtn 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
具体而言，独立即是人民自决权。[10]毕竟，基本权利保障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问题，尤其在现代世界，这是每个国家存在的目的之一，也是一国政府要实现的主要功能，也可以说，基本权利是现代国家主权的内在问题。
改善国民的基本权利享有状况，归根结底要靠该国政府和人民的努力。由此，对宪法中基本权利条款的解读，已从某种语义学分析切换至概念史研究。如果说主权问题围绕着谁该有统治权，则人权问题问的是统治者该如何统治，答案是尊重每个个体的人权。按照国际人道主义干预的理论，只有在人权受到极端侵害的情况下，如种族灭绝、大规模屠杀或实行奴隶制，才能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一）国家统一 晚清以来的中国政治变革，在混乱中呈现了一种向上的趋势。
如果一个国家，是国民所有的，由国民治理的，并为了国民利益而存在，那么，无论如何，在人权问题上，这个国家都是有希望的。不过，民治与精英之治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则将三类合作关系原则性地确立为政治协商与参政议政。
[19]64该类预设权威即是建立在一系列清晰明确的规章制度之上的合法性统治[33]。摘要: 基于共同体理论对协商民主下的依宪执政展开方法论层面的本源式研究，有助于在理念模式上全面解析该问题，从而为既存现实问题的整全性校正提供可能的方向指引。即确证了执政党与其他三方共同体成员之间实现相互监督是达致法治原则的基本要义。政治协商和参政议政拓宽了协助领导者作为参政党参与权力行使的渠道，推动各民主党派基于合作前提而非对抗前提下有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成为可能，得以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21]与执政党展开理性沟通、对话并达致合意，继而更进一步巩固强化了政治领导者与协助领导者之间的合作关系。
可基于此来解析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应具备的互助化关系存续属性。法律体系中意义最为重大的部分，乃是那些适用和发展法律律令的思维模式和心智习惯，只有它们才是法律中最为恒久的要素。
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从地位、对象、内容及路径层面来界定依宪执政的核心要件[15]。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其三，参政议政者的协商式权力、权利调和。
表征为道德观念、伦理观念、价值理念等的社会精神气质往往催生共同的政治信念，在该政治信念指引下基于相关实践活动的达致而预设相应的权威性基础。前述作为政治领导者的执政党存续于社会精神气质层面的预设权威则通过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表征的新型政党关系而具体显现出来，最终达致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四方共同体成员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的同心圆式辐射作用效应。共同体精神表现为一种彼此的亲密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因而必须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事业。
又如，《中国民主同盟章程》第5条规定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努力作出新贡献。另一方面，党内法规所表征的相关软法规范就该类监督关系予以了概括性规制。
[23]我们党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另一方面，党内法规和政协文件所表征的相关软法规范就该类参与关系予以了原则性规制。
[42]在长期革命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之领导与参与领导、主导与协作式政党关系，逐步成为了联结其他共同体成员自愿性拥护执政党领导的可靠纽带。完善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规范设定是彰显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特有属性的载体保障。其主要表现为执政党于政协制度框架内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协商式合作。将具体合作场域设定于 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三、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的系统调整属性 共同体内部具备的这种力量和权威也扩展到所有成员的人身和生活上[19]79之预设权威功能和统治意味着作为完成生养任务的教育和教导[19]61之良性统治功能，对协商民主下的依宪执政实践活动具有较强的指引效应。[28]执政党行使法定权力完成表率式干预的同时，也能带动其他共同体成员展开一致性行动，从而进一步强化其作为政治领导者的核心地位。
基于此，人民群众应通过政协制度平台积极协助优化政协界别设置、创新政协界别活动方式、健全政协界别功能以完善政协界别运作机制。在基本方针中规定民主党派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就其应享有的各类权力在设定上予以了渊源性指引。
[29]各民主党派行使法定权力完成协作式权力参与的同时，也能带动其党派成员和相对固定联系的其他共同体成员一并实现参政、监政价值，从而进一步强化其作为协助领导者的辅助地位。或者，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利益而服从。
《九三学社章程》总纲规定其奋斗目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首先，发挥核心引领作用的多党合作层面，该层面包括作为政治领导者之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协助领导者之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
作为理想类型之协商民主下的依宪执政共同体是一种有效解决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体制机制中各类具体问题的共同社会治理生活，其成就与否往往取决于共同体所特有的关系存续属性与系统调整属性能否在协商民主下的依宪执政实践中彰显出来。其主要表现为执政党于政协制度框架内与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和特邀人士的协商式合作。首先，就价值主体而言。[50]作为软法规范的党内法规、政协文件在彰显国家意志的前提下，更侧重于反映执政党的领导意志并与其被规制对象的普遍认同、自愿性拥护相耦合，进而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成就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之协商民主思维模式和心智习惯，则能够为相应主体的有序、和谐执政参政行为选择提供兼具确定性、稳定性与灵活性、适应性之公共强制式指引。
但相关研究更多地将依宪执政作为一种相对静态的社会事实抑或规范事实，基于较为传统的问题对策式分析路径展开，较少将其置于协商民主的场域中来探讨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的发展完善问题。在法治中国建设大背景下，探讨作为依宪治国的一个具体环节之依宪执政的构建途径[16]。
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成员根据其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发挥作用的不同，可界分为三个同心圆式影响层面，由里及表地生成辐射作用效应。基于此，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和特邀人士应积极提升自身协商能力并推动政协组织机构建设。
该类规范往往就各方共同体成员之间的领导关系、合作关系、监督关系和参与关系予以规制。例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在二、进一步完善政治协商的内容、形式和程序中明确规定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三、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参政议政作用中规定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家和政府领导职务，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其二，人民群众参与协助领导者和参政议政者的权力行使。[25]人民群众参与执政党的权力行使既有助于最大限度扩张执政党权力正当性的渊源，也有助于确保执政党权力行使科学民主化的实现。2.作为软法规范的党内法规、政协文件表征之良性统治 作为软法规范的党内法规、政协文件相关规定符合合乎正义前提下具备差异化的有用性与满足分配的公平之善的要件，能够作为一种规制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实践活动的社会强制力与自愿服从保障之公正制度而表征其法治化的生活方式。其主要表现为执政党于政协制度框架内与各民主党派间的互动式民主监督。
应在全党范围内确立宪法权威，强调应在宪法、法律范围内开展活动、依宪依法来治国理政。最终在政治领导者和其他三方共同体成员之间分别形成领导关系、合作关系、监督关系，在主权享有者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框架下的各类权力行使者之间形成参与关系。
不断接近共同价值目标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对递增性利益诉求的宗旨性确证，以该诉求为奋斗目标的特定主体往往伴随诉求的不断达成而逐步强化其他主体对该主体的认同与信赖，进而生成对其领导地位的自愿拥护。其中人民团体作为中国共产党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在组织形式上虽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但直接隶属于中共中央党委序列，则亦可归入执政党组织领导的基本范畴。
提升自身协商能力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以提升政治方向判断能力。如协商民主的程序机制缺乏、制度权威性不足以及缺乏配套政治文化[4]，协商主体要素欠缺、协商制度不健全、协商质量效果不高、协商民主发展不平衡[5]，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运作的规范依据中虽然也存在少量的硬法规范，但是大量存在的是软法规范[6]。
